本文探讨韩国温室气体排放结构中的矛盾及其责任归属。作为全球排名前十五的经济大国，韩国却被视为“气候政策后进生”，这背后究竟是谁的责任？本文将揭露高碳排放企业的真实面目，剖析政府政策的失职与制度漏洞。
主动放弃气候领导力的韩国
2024年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达1.87万亿美元，位列全球第12位，人均收入超过3.6万美元；半导体、可充电电池、造船、钢铁等核心产业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然而，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，却笼罩着“气候领导力缺失”的阴影。
在国际气候组织联盟与德国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“2025年气候变化应对指数（CCPI）”中，韩国在63个受评估国家中排名垫底（第63位），与俄罗斯、沙特阿拉伯、伊朗等石油输出国被归为同一组别。这也正是国际社会嘲讽韩国“经济是发达国家，气候政策是落后国”的原因所在。
背后的原因十分明确：韩国长期依赖化石燃料而非可再生能源，即便在宣布“碳中和”目标后，仍在国际气候规则制定中陷入孤立。由于缺乏长期、连贯的清洁能源转型政策，韩国亲手为自己贴上了“气候政策后进生”的标签。
COP舞台上暴露的真面目
2024年11月，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（COP29）上，韩国被国际环保组织联盟“气候行动网络（CAN）”评为“今日化石奖（Fossil of the Day）”。究其原因，是韩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出口信贷公约修订谈判中，与土耳其一道反对终止化石燃料融资，直接导致谈判破裂。
CAN在评论中尖锐指出：一个凭借防弹少年团（BTS）和三星引领全球文化的国家，在能源融资领域却仍停留在过去。这一评价深刻揭示了韩国的矛盾形象——既是拥有尖端技术与先进文化的国家，在气候外交领域却沦为落后者。
流向海外的公共资金
尽管韩国在2020年就宣布了“2050年碳中和”目标，但其公共资金的流向却与该目标背道而驰。2020-2022年期间，韩国对海外化石燃料项目的年均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，仅次于加拿大，位列全球第二，在亚洲更是被评价为“最激进的化石燃料投资国”。
莫桑比克珊瑚角北部液化天然气项目就是典型案例。韩国天然气公社与三星重工曾向该项目投资18亿美元，但法国道达尔能源和英荷壳牌集团却因气候风险等原因退出。据预测，仅这一个项目就将排放超过4亿吨二氧化碳，相当于土耳其一年的碳排放量，或韩国年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二。
这也正是国际社会强烈批评韩国的原因——“资本能跨越国界，责任也应跨越国界”。
可再生能源占比在经合组织（OECD）成员国中垫底
2024年，韩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仅为10.5%，不足OECD平均水平（35.8%）的三分之一，且远低于亚洲邻国（中国占比34.3%，印度占比21.8%）。
反复摇摆的政策方向
文在寅政府曾以“弃核”和“扩大可再生能源”为核心能源政策，而尹锡悦政府却转向“重启核电”，导致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被下调至21.6%。更严重的是，政策的延续性被打破——这一长期投资与技术研发的核心前提缺失后，民间投资者无法判断项目可行性，海外企业也将韩国视为“不可信任的市场”。
行政流程与地理限制
在韩国，建设一座海上风电场需经过九个政府部门审批，完成至少25项许可程序；同时，韩国人口密度高，缺乏建设大型光伏、风电场的合适选址，再加上“邻避效应（NIMBY，即‘不要建在我家后院’）”严重，进一步阻碍了可再生能源发展。
输电网络瓶颈导致“能发电，却卖不出去”
韩国湖南（全罗南道、全罗北道）和江原道地区聚集了大量可再生能源发电站，但将电力输送至首尔圈等用电需求中心的输电网络却严重不足。结果，约6.6吉瓦（GW）的电力被迫限制输出，“能发电却无法销售”的情况反复出现。
与发达国家的对比
德国通过“固定电价收购制度（FIT）”、日本通过“居民协商义务化”、英国通过“差价合约制度（CFD）”，均为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了稳定性保障，使其占比提升至30%-40%。相比之下，韩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并非单纯的政策失败，而是政治意愿不足。
三陟蓝色电力——“碳锁定”的象征
位于江原道三陟市的三陟蓝色电力燃煤火电站（装机容量2.1吉瓦），是韩国能源政策矛盾的缩影。据预测，该电站满负荷运行时，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300万吨，占韩国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%，相当于韩国政府承诺在农业、畜牧业、水产业领域12年内减排总量的两倍。
更严峻的是，由于输电网络扩建滞后，该电站的实际运行率仅维持在10%-20%。不仅投资回收前景不明，其还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环境破坏——包括盲防海岸和明沙十里一带的海岸线侵蚀与景观破坏。
国际环保组织将三陟蓝色电力称为“21世纪最后一座新建燃煤电站”，并将其列为“碳锁定（Carbon Lock-in，指经济体长期依赖高碳技术，难以转型低碳发展）”的典型案例。
十大碳排放企业——韩国气候危机的结构性阴影
2022年，韩国6亿吨温室气体排放量中，超过40%来自十大企业，包括浦项钢铁、现代钢铁、五大发电公司、四大炼油企业以及三星电子。其中，浦项钢铁光阳铁厂更是在2022年成为全球碳排放最高的钢铁厂。
问题不仅在于排放规模。自2015年韩国引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（K-ETS）以来，企业并未积极减排，反而利用制度漏洞赚取了4750亿韩元的收益；而政府则以“维护国家竞争力”和“保护产业”为由，对这种行为实质采取了放任态度。
廉价碳排放权——崩塌的信任
截至2025年9月，韩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的碳价约为每吨1.1万韩元，仅为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（EU ETS）价格（约12万-15万韩元/吨）的十分之一。对企业而言，碳排放几乎没有实质成本压力，部分企业甚至通过转售碳排放权获取巨额利润。这使得制度原本“激励减排”的初衷荡然无存，只留下“倒卖碳排放权”的批评声。
姗姗来迟的气候能源环境部，还能挽回吗？
李在明政府推动的“气候能源环境部”新设计划目前仍处于讨论阶段，由于《政府组织法》修订滞后，该部门的成立时间遥遥无期。专家指出，韩国已错失良机——其“2030年碳中和目标（较2018年减排40%）”在国际社会看来已“无法实现”。
恢复国际信任的五大条件
相关专家为韩国提出了恢复气候领导力的五大条件：①政策连贯性：无论政权更迭，始终维持稳定的气候政策；②金融重新配置：将公共资金从化石燃料转向清洁能源；③输电网络革新：解决许可审批繁琐与输电网络瓶颈问题；④社会共识构建：支持居民参与气候行动与劳动力转型；⑤国际合作深化：积极利用韩欧绿色伙伴关系等多边合作机制。
日益逼近的经济压力
气候应对失败绝非单纯的国家形象问题，而是将直接转化为经济压力。2026年起正式实施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，预计将使韩国钢铁、铝、水泥出口企业每年增加数千亿韩元的额外成本。
全球金融领域也在行动。黑石、汇丰银行等主要投资机构已退出煤炭项目投资；环境、社会和治理（ESG）风险高的企业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将愈发难以融资。
贸易竞争力也面临威胁。全球供应链正要求企业实现RE100（100%使用可再生电力）目标，若无法满足该要求，韩国半导体、电池等核心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将迅速下滑。
犹豫则成气候政策后进生，决断则成为气候领袖
韩国已无时间再找借口。寄望于廉价碳排放权的侥幸心理，终将导致产业衰退与外交孤立。科学早已发出警告，市场也已开始行动。绿色转型不是选择，而是生存必需。若此刻仍不作出决断，韩国将无法摆脱“气候政策后进生”的固有形象——这最后的黄金转型期，或许正从未来的指尖流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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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政府拟向浦项钢铁低价供应氢气，加速推进氢还原炼铁
为加快氢还原炼铁技术的商业化进程，韩国政府正积极筹划以大幅优惠价格向浦项钢铁供应氢气。此举旨在支持高碳排的钢铁行业向氢能转型，一方面助力李在明总统兑现其“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50%”的竞选承诺，另一方面提升韩国钢铁产业的全球竞争力。
据韩媒报道，韩国气候能源环境部已制定方案，计划将目前每千克价格超过1万韩元的氢气，以最高仅为市价四分之一的价格供应给浦项钢铁，用于其氢还原炼铁示范项目。
环境部长官金成焕在高阳市举行的“2025世界氢能博览会（WHE）”上，已就此意向向相关企业进行了说明。
考虑到浦项钢铁正在推进的氢还原炼铁示范设施年产能为30万吨粗钢，按照行业标准——每生产1吨粗钢需消耗约90千克氢气（据韩国钢铁协会数据），政府每年需向浦项钢铁供应约2.7万吨氢气。
浦项钢铁计划从2028年起启动名为“HyREX”的氢还原炼铁示范装置，目标在2030年前实现该技术的商业化。韩国政府希望通过低价氢气供应，验证该技术的经济可行性，并以此带动整个钢铁行业加速向氢能转型。
业内普遍认为，只有当氢气价格降至每千克2美元（约合2959韩元）以下，氢还原炼铁才具备经济可行性。
若按当前市价计算，政府以四分之一价格供氢，相当于每年向浦项钢铁提供约2000亿韩元的隐性补贴。
韩国政府之所以重点推动钢铁行业脱碳，是因为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15%。目前，传统高炉炼钢依赖煤炭，韩国钢铁行业每年排放约9771万吨二氧化碳当量（tCO2eq），占工业部门总排放量的40%。
李在明总统在竞选期间承诺“到2030年将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8年减少50%”，而钢铁行业的深度减排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。近期，韩国政府已正式确定更长期目标：到2035年，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8年最高削减61%。
放眼全球，美国和欧盟正通过税收抵免与直接投资大力扶持氢能产业：①美国对清洁氢生产提供每千克最高3美元的税收抵免，或对设备投资给予30%的财政补贴；②欧盟则计划投入123亿欧元（约合21万亿韩元），用于构建清洁氢能全产业链，重点支持钢铁等高碳行业氢能转型，并推动电解水制氢设施及氢能交通体系建设。
对此，韩国环境部相关人士强调，目前向浦项低价供氢仍在讨论阶段，尚未最终确定。
